“我不能嫁那个人！不能！”高第哭丧着脸说。那个人就是李空山。大赤包的所长拿到手，李空山索要高第。

“可是，光发愁没用呀！得想主意！”桐芳自己也并没想起主意，而只因为这样一说才觉到“想”是比“说”重要着许多的。

“我没主意！”高第坦白的说。“前些天，我以为上海一打胜，像李空山那样的玩艺儿就都得滚回天津去，所以我不慌不忙。现在，听说上海丢了，南京也守不住……”她用不着费力气往下说了，桐芳会猜得出下面的话。

桐芳是冠家里最正面的注意国事的人。她注意国事，因为她自居为东北人。她知道，只有中国强胜了，才能收复东北，而她自己也才能回到老家去。

现在，听到高第的话，她惊异的悟出来：“原来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！是的，高第的婚事就和国家有关！”悟出这点道理来，她害了怕。假若南京不能取胜，而北平长久的被日本人占着，高第就非被那个拿妇女当玩艺儿的李空山抓去不可！

“高第！你得走！”桐芳放开胆子说。

“走？”高第愣住了。平日，和妈妈或妹妹吵嘴的时节，她总觉得自己十分勇敢。现在，她觉得自己连一点儿胆子也没有。

“我可以跟你走！”桐芳看出来，高第没有独自逃走的胆量。

二十三

天很冷。一些灰白的云遮住了阳光。水倾倒在地上，马上便冻成了冰。麻雀藏在房檐下。

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的升起来，使全北平的人不敢仰视。“庆祝南京陷落！”北平人已失去他们自己的城，现在又失去了他们的国都！

瑞丰同胖太太到冠宅去。冠先生与大赤包热烈的欢迎他们。

大赤包已就了职，这几天正计划着：第一，怎样联络地痞流氓们，因为妓女们是和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。

第二，怎么笼络住李空山和蓝东阳。她让他们都看明白招弟是动不得的——她心里说：招弟起码得嫁个日本司令官！可是，她又知道高第不很听话，不肯随着母亲的心意去一箭双雕的笼络住两个人。

第三，她须展开两项重要的工作：一个是认真检查，一个是认真爱护。前者是加紧的，狠毒的，检查妓女；谁吃不消可以设法通融免检——只要肯花钱。后者是使妓女们来认大赤包作干娘；彼此有了母女关系，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；只要她们肯出一笔“认亲费”，并且三节都来送礼。

第四，是怎样对付暗娼。战争与灾难都产生暗娼。暗娼们为了生活，为了保留最后的一点廉耻，为了不吃官司，是没法不出钱的；只凭这一笔收入，大赤包就可以发相当大的财。

为实现这些工作计划，大赤包累得常常用拳头轻轻的捶胸口几下。

南京陷落！大赤包不必再拼命，再揪着心了。她从此可以从从容容的，稳稳当当的，作她的所长了。她将以“所长”为梯子，而一步一步的走到最高处去。她将成为北平的第一个女人——有自己的汽车，出入在东交民巷与北京饭店之间，戴着镶有最大的钻石的戒指，穿着足以改变全东亚妇女服装式样的衣帽裙鞋！

她热烈的欢迎瑞丰夫妇。她的欢迎词是：

“咱们这可就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可以放心的作事啦！南京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得回来的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在北平多快活两天儿吧！”然后，她对胖太太：“祁二太太，你我得打成一气，我要是北平妇女界中的第一号，你就必得是第二号。她说到这里，瑞丰打了岔：

“冠所长！原谅我插嘴！我这两天正给她琢磨个好名字，好去印名片。你看，我是科长，她自然少不了交际，有印名片的必要！请给想一想，是祁美艳好，还是祁菊子好？”

大赤包没加思索，马上决定了：“菊子好！像日本名字！凡是带日本味儿的都要时兴起来！”

在南京陷落的消息来到的那一天，钱先生正决定下床试着走几步。身上的伤已差不多都平复了，他的脸上也长了一点肉，虽然嘴还瘪瘪着，腮上的坑儿可是小得多了。多日未刮脸，长起一部柔软而黑润的胡须，使他更像了诗人。他很不放心他的腿。两腿腕时常肿起来，酸痛。这一天，他觉得精神特别的好，腿腕也没发肿，所以决定下床试一试。正在这时，他听到四大妈的大棉鞋塌拉塌拉的响。

“来啦？四大妈？”他极和气的问。

“来喽！”四大妈在院中答应。“甭提啦，又跟那个老东西闹了一肚子气！”

“都七十多了，还闹什么气哟！”钱先生精神特别的好，故意找话说。

“你看哪，”她还在窗外，不肯进来，大概为是教少奶奶也听得见，“他刚由外边回来，就噘着大嘴，说什么南京丢了，气横横的不张罗吃，也不张罗喝！我又不是看守南京的，跟我发什么脾气呀，那个老不死的东西！”

钱先生只听到“南京丢了”，就没再往下听。光着袜底，他的脚碰着了地。他急于要立起来，好像听到南京陷落，他必须立起来似的。他的脚刚有一部分碰着地，他的脚腕就像一根折了的秫秸棍似的那么一软，他整个的摔倒在地上。这一下几乎把他摔昏了过去。在冰凉的地上趴伏了好大半天，他才缓过气来。这样卧了许久许久，他才慢慢爬上床去，躺好。他的脚还疼，可是他相信只要慢慢的活动，他一定还能走路，因为他刚才已能站立了那么一会儿。他闭上了眼。来往于他的心中的事只有两件，南京陷落与他的脚疼。

他开始从头儿想。他应当快快的决定明天的计划，但是好像成了习惯似的，他必须把过去的那件事再想一遍，心里才能觉得痛快，才能有条有理的去思想明天的事。

他记得被捕的那天的光景。一闭眼，白巡长，冠晓荷，宪兵，太太，孟石，就都能照那天的地位站在他的眼前。跟着宪兵，他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。在胡同里的一条小死巷里，有个小门。他被带进去。一个不小的院子，一排北房有十多间，像兵营，一排南房有七八间，像是马棚改造的。院中是三合土砸的地，很平，像个小操场。刚一进门，他就听到有人在南屋里惨叫。他本走得满头大汗，一听见那惨叫，马上全身都觉得一凉。他本能的立住了，像快走近屠场的牛羊似的那样本能的感到危险。宪兵推了他一把，他再往前走。他横了心，抬起头来。“至多不过是一死！”他口中念道着。

到尽东头的一间北屋里，有个日本宪兵搜检他的身上。检查完，他又被带到由东数第二间北屋去。在这里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问他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等等，登记在卡片上。这是个，瘦硬的脸色青白的人。那个人又问：“犯什么罪？”

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。像平日对好友发笑似的，他很天真的笑了一下，而后摇了摇头。他的头还没有停住，那个瘦子就好像一条饥狼似的极快的立起来，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。他啐出一个牙来。瘦子，还立着，青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，又问一声：“犯什么罪？”

他的怒气撑住了疼痛，很安详的，傲慢的，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又是一个嘴巴，打得他一歪身。他想高声的叱责那个人，他想质问他有没有打人的权，和凭什么打人。可是他想起来，面前的是日本人。日本人要是有理性就不会来打中国。因此，他什么也不愿说；对一个禽兽，何必多费话呢。看了看襟上的血，他闭了闭眼，心里说：“打吧！你打得碎我的脸，而打不碎我的心！”

他一辈子作梦也没梦到，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受刑；今天，受到这样的对待，他感到极大的痛苦，可是在痛苦之中也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。他咬上了牙，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，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！

手掌又打到他的脸上，而且是一连串十几掌。他一声不响，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作精神的抵抗。打人的微微的笑着，似乎是笑他的愚蠢。慢慢的，他的脖子没有力气；慢慢的，他的腿软起来；他动了。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像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。打人的笑出了声——打人不是他的职务，而是一种宗教的与教育的表现；他欣赏自己的能打，会打，肯打，与胜利。

在灯光之中，他记得，他被塞进一辆大汽车里去。因为脸肿得很高，他已不易睁开眼。从眼皮的隙缝中，他看到车外的灯光，一串串的往后跑。他感到眩晕，闭上了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