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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最初那些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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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最初那些年

一休,小叶子还好吗?

新佑卫门将军还好吗?你的晴天娃娃还在吗?

我们都很想念你

1回忆的开始

青春在哪里?

每个少年的眼睛,黑白分明,犹如一块幕布。

勇敢、冲动、懦弱、好奇、渴望、困惑、伤心、失望、思索……所有属于青春的绚丽色彩都在那黑白分明的幕布上上演。

当它在缤纷地演出时,我们却懵懂无知,即使它近在我们的眼睛里。

正因为它太近了,近在我们的眼睛里,所以,我们无法看到。

唯有当它逐渐远离时,我们才能看清楚。看清楚那一切也许精彩、也许不精彩的故事背后的因果得失,可是,一切已经是定格后的胶片,无论我们是微笑,还是落泪,都只能遥遥站在时光这头,静看着时光那头荧幕上的聚与散、得与失。

这就是青春,唯有它离开后,我们才能看清楚。

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,不富也不穷,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低。在我五岁之前的记忆中,关于他们的画面很少,因为在小我一岁零五个月的妹妹罗瑗瑗出生后,父母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。

在外公那里,我很幸福很快乐,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是一个典型的泡在“蜜罐子”里的孩子。

外公是当地最好的土木工程师,画圆圈可以不用圆规,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,晚年时喜读金庸,至今家里仍有他手抄的《倚天屠龙记》,装订成册,如一本本精美的古书。

外公出身富足,家里是大橘园主。因为他的出身,在那个年代,他没少经历风浪,可不管什么磨难,他都淡然处之,唯一让他不能淡然的就是他和外婆的离婚。离婚后,外婆带着母亲远走他乡,嫁给了另一个男子,这个男子对我的母亲很刻薄,母亲的童年和少年堪称不幸。等母亲再见外公时,已经是二十多年后,初见时,母亲怎么都叫不出“爸爸”二字,早已不因物喜、不以己悲的外公老泪纵横。

提出离婚的是外婆,错不在外公,可外公对我的母亲依旧很愧疚,再加上我是他身边唯一的孙子辈,他对我的溺爱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根据我二姨妈的回忆,我小时候又臭美又嚣张又贪小便宜,她给我买了一双小皮鞋,早上服侍我穿鞋,我坚决不肯穿,嫌弃皮鞋不够亮,无论她如何劝都没有用,她只能早饭都不吃地帮我擦皮鞋,她抱怨了两句,我立即去找外公告状,坚决要求打她屁股,外公真的就拿报纸拍了二姨妈两下。还有,家里无论任何人照相,都不能漏掉我,如果不把我纳入相机,那谁都别想照,连二姨妈的同事照合影,我都要掺和一脚。所以,虽然那个年代照相还是一件挺严肃认真、挺稀罕的事情,可我五岁前的相片多得看都看不过来,常常是一堆大人中间夹着个小不点,人家哭笑不得,我却得意扬扬。

那些人神共愤的记忆都来自于二姨妈的讲述,我是一点都不记得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只记得外公带我去钓鱼,我不喜欢他抱,要自己走,他就跟在我身旁,短短的路,我一会儿要采花,一会儿要捉蚂蚱,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,外公就一直陪着我;外公给我买酒心巧克力,只因为我爱吃,他不介意人家说小孩不该吃醉;我把墨汁涂到他收藏的古书上,二姨妈看得都心疼,他只哈哈一笑;清晨时分,他教我诵“春眠不觉晓”;傍晚时分,他抱着我,坐进摇椅里,对着晚霞摇啊摇。

在外公的宠溺下,我嚣张恣意地快乐着。

五岁的时候,因为要上小学了,父母将我接回自己身边。记得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,我不肯叫她“妈妈”,我只是一边吮着棒棒糖,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、神情哀伤的女子。在我的大哭大叫、连踢带踹中,母亲将我强行带上火车,返回了我的“家”。

从此,我的幸福终结,苦难开始。

在外公身边,我是小公主,我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,最丰厚的爱,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,可是,在父母身边,另一个小姑娘,我的妹妹才是小公主。

父母本来上班就很忙,而他们仅有的闲余时间都给了我的妹妹。妹妹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,她能言善道,会撒娇,会哄父母开心,而我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“爸爸”“妈妈”都不肯叫的人。

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,又都是唯我独尊地被养大,在一起时免不了抢玩具、抢零食。我一再被父母嘱咐和警告:“你是姐姐,你要让着妹妹。”

在父母的“姐妹和睦、姐姐让妹妹”的教育下,最好的玩具要给妹妹,最好的食物要给妹妹,最漂亮的裙子要给妹妹。总而言之,只要她想要的、她看上的,我就要一声不吭地放弃。

在无数次的“姐姐让妹妹”之后,我开始学乖,常常是一个人躲在一边玩,不管任何东西,我都会自觉地等妹妹先挑,她不要的归我,甚至已经归我的,只要她想要,我也要随时给她。吃饭了,上饭桌,一句话不说,快速地吃饭,然后离开,他们的欢笑交谈和我没有关系。

我从叽叽喳喳,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我常常思念外公,那个时候,每次痛苦孤单时,我就会想着等我长大了,可以自己坐火车时,我就回到外公身边,唯有那样,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点盼头。

记忆中最深的一幅画面就是黄昏时分,母亲在厨房忙碌,我躲在书柜的角落里翻《儿童画报》,父亲下班归来,打开了门,第一声就是“瑗瑗”,妹妹高叫着“爸爸”,欢快地扑上去,父亲将她抱住,高高抛起,又接住,两个人在客厅里快乐地大笑着。

我就躲在暗中,沉默地窥视着。他们做游戏,他们讲故事,他们欢笑又欢笑,一小时,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去了哪里。那种感觉就像我坐在宇宙洪荒的尽头,四周漆黑一片,冰冷无比,孤单和荒凉弥漫全身。当时我也许还不明白什么是宇宙洪荒,也不明白那种让我渴望地望着外面,却又悲伤的不肯自己走出去的情绪是什么,但是,那个蜷缩在阴暗角落,双臂紧紧抱着自己,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外面,渴望听父母叫一声自己名字的孩子的样子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。

直到晚饭做好,母亲把菜全部摆好后,才想起叫我吃饭,我仍然躲在书柜、沙发、墙壁形成的死角里不出来。我又是自伤,又是自傲,在心里莫名其妙地一遍遍想着: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我?迟了,已经迟了!如果再早一点,我会因为你们的呼唤,欢快幸福地冲出去,可是现在,我不想答应了!我就是不想答应了!我不稀罕!我一点都不稀罕你们!

母亲打开每个房间叫我,都没有发现我,他们向妹妹询问我去了哪里,但那个笨笨的小人只会摇头,娇声说:“我在玩积木,不知道她去哪里了。”

因为我人小,缩坐在角落里,是一个视觉盲点;他们又怎么都想不到,我竟然就在客厅,在他们的眼皮底下,这又是一个心理盲点,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找到我,惊慌失措下再顾不上吃饭,匆匆找来隔壁的阿姨照顾妹妹,两个人穿上大衣,冲进冬夜的寒风里,开始四处寻找我,而我只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,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发生。

我并不是故意制造这场慌乱,我只是当时真的不想答应他们的叫声,而后来,等事情闹大时,我自己也开始慌乱害怕,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能把自己更深地藏起来。

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深夜,后来,妹妹捡滚落的积木时发现了我。这个家伙一脸“我军抓住国民党特务”的兴奋表情,邀功地去上报,父亲抓住我想打,母亲拦住了他,问我原因,我看着父亲的大掌,摸着自己的屁股,想都没有想就冲口而出:“我没听到你们叫我,我看着看着图画就睡着了。”

我人生的第一个谎言让我免去了一顿“铁掌炒肉”。

还差一个月六岁的时候,我进了小学。

当时,对上学年龄的管制很严格,没有满七岁绝不许上学,不要说差一岁多,差一个月都不行。父亲为了送我入学,颇想了点办法,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当地驻军部队的子弟小学,那个学校是部队自己办的,录取标准比较宽松。

但是,由于我得了肺结核,在拼音还没学全的时候,就休学了。

在家养病一年后,父母问我是重新读一年级,还是就接着读二年级。

那个时候,学校里流行一首歌谣:“留级生炒花生,炒了花生给医生。医生说真好吃,原来是个留级生!”

我亲眼目睹过一群小朋友聚集在路边对着一个孩子高声唱诵的场面,想到这里,我打了一个冷战,毅然告诉父母,我要和同学一起读二年级。父母就让我去读二年级了。

我的年龄本就比同学小,心智半开,又没有读小学一年级,结果很容易想象——我的成绩很不好。由于性格孤僻、沉默寡言,再加上成绩不好,我从头到脚都不是老师喜欢的类型,所以我就越发性格孤僻、沉默寡言、成绩不好。

不过,这些都没有什么,因为父母并不在乎我的学习成绩,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考了倒数第一、第二就责骂我,他们只说尽力就好,所以我并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。除了那个让我羡慕、嫉妒、讨厌的妹妹,以及让我觉得无比压抑和孤单的家庭,我的生活也还过得去,我甚至交到了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——葛晓菲,她是班上的第一名,是独生女,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妹妹可以一起玩,而我羡慕所有的独生女。初中的时候,上政治课时,知道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后,我还怨怪我国的基本国策执行力度实在不够。

葛晓菲很喜欢说话,而我很不喜欢说话,和我在一起,她绝对不用担心有人和她抢话。除了这个互补的不同点,葛晓菲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点,我们都不喜欢回家,常常放学后,别的同学都早已回家时,我们俩仍然在学校里四处徘徊。

徘徊得多了,抬头不见低头见,一来二去,我们俩成了好朋友,而我在她面前时,偶尔也会变得像在外公身边一样活泼调皮。我们俩一块儿上学,一块儿放学,在一起时,总是手牵着手,我感觉她才是我的姐妹。甚至一颗糖,我也会留一半给她,她对我也极好,只要我想要的,她宁可自己不要,都要留给我;我不开心时,她总是想尽办法逗我笑;我的手很笨拙,每次上手工课都比别人慢,她总是先帮我做,等完成我的后,才去匆匆赶自己的作业。

我们俩好得就像连体婴儿,恨不得时时刻刻在一起。有一天放学后,我们手牵着手玩了很久,却依然不想分开,可是天已经黑了。

晓菲说她不想回家,问我可不可以陪她,我就邀请她去我家,爸爸妈妈看到我带小朋友回家,很热情地招待了她,晚上,我们俩睡一张床,头挨着头,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没有觉得孤单,我觉得无比幸福。

第二天起床后,看父母神情憔悴,才知道晓菲的夜不归家造成惊慌,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话,她的父母只能一家家找,凌晨两三点才找到我家。爸爸对于晓菲撒谎说她妈妈知道她在我家很不高兴,妈妈却没有多说,依旧做好丰盛的早餐,让我们吃完后去上学。

晓菲闷闷不乐了一天后,第二天就又开开心心起来。

因为有了晓菲,我的生活虽有阴影,却仍算快乐。可是,生活大概觉得我这个小骆驼的负重还不够,所以它给我扔了一根很粗的柴。

小学三年级,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,我要离开这里,到一个新的城市,我和晓菲挥泪告别,她抱着我大哭,我当时虽然没有哭,可是一坐上车,却开始狂掉眼泪,还不愿让父母发现,需要紧紧憋着气,才能不出声音。

小小年纪还未真正懂得什么叫离别,却已经在为离别哭泣。

进入新的小学,我遇见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——赵老师。从此,我人生中新的苦难开始了。

这个邪恶的巫婆让我至今对老师有心理阴影。我每次读到什么老师是蜡烛,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话就想冷笑。我的人生经验却恰恰相反,的确有好老师,但是很多老师都很势利,如果哪个孩子的父母是高官,她对哪个孩子就会格外亲切;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恰好是教育局的,那老师对她的温柔善良、无私奉献的确可以和蜡烛媲美。但是,如果你既没有当官的父母,也恰好没钱,然后你自己又不争气,学习成绩不好,那么老师在这个时候,更喜欢在课堂上把你当靶子,用粉笔头丢你,或者时不时,翻着白眼,用看上去轻描淡写,实际上鄙夷轻视的语气讥讽着你回答不出问题的窘迫。

大人们常以为孩子很多事情都不懂,实际上我们的心很敏感,我们都有“面子”的,我们很讨厌被人当众训斥。在无数次脸涨得通红之后,我越来越害怕这个老师,而她也越来越瞧不起我,每堂课都喜欢把我叫起来提问,讥讽我几句。我的笨拙,我的学习成绩差,我的不会说话,甚至我的孤僻性格,都令她不满意。至今还记得她撇撇嘴,斜睨着我,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:“你怎么没一点儿小孩子的样子?又呆又蠢,也不知道吃的饭都消化到哪里去了。”

孩子都有一颗敏感得异乎寻常的心,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被老师宠爱,喜欢做班干部,喜欢胳膊上戴着三道红杠或两道红杠,站在校门口,板着脸严肃地检查同学的红领巾有没有戴、女生有没有染指甲、男生的头发有没有超过耳朵。小孩子在很多时候比大人更看重面子,因为世界小,所以,所有的小事都不小。小学老师,在整个社会中,是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人,可是在所有她教的孩子面前,却如同半个上帝,她的表扬和批评、她的喜爱和厌恶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蝴蝶效应。

在赵老师明显的轻视下,班里的同学也受到了影响,她们开始不喜欢和我一起玩,跳皮筋、丢沙包、踢毽子,没有人想和我一家,几次的尴尬后,我开始自觉主动地疏离于整个班级之外,常常她们在一起玩的时候,我就一个人坐在花坛边上发呆。

在家里,我孤单一人,需要处处让着妹妹。在学校,我孤单一人,老师同学都不喜欢我。在家里,我常常坐在角落里,静默地看着妹妹抱着爸爸又笑又撒娇;在学校,我常常站在远处,静默地看着同学们跳皮筋、丢沙包。

在这世上,有很多种不好的感觉,但,孤单是其中最恐怖的。

后来,一不小心,在父亲的书架上读了一本古龙的武侠小说,主人公的那种寂寞孤单、被世人遗弃的感触如雷电般击中我那小小的心脏,我发现了书架上的宝贝。从此,我更加安静、更加孤僻地躲入了一个想象的世界。

2遇见了他

因为意识到老师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性,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尊师重道,尊敬老师在中国早已上升到道德标准,却忘记了,正因为老师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性,老师其实也应该尊重孩子。有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,才能有对个体生命的正确引导。

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,因为学校的人数增多,传闻要重新划分班级,我心底开始暗暗祈求,把这个赵老师换走吧!

我们学校每周有一次升国旗仪式,升国旗仪式后,校长会表扬先进,批评落后,然后给上周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流动红旗。

这周也是如此,之前都是例行公事,我低着头没在意,反正流动红旗颁发给哪个班级,又与我无关。

当流动红旗颁发完后,校长语气严肃地说起了偷盗行为,什么触犯刑法、进监狱等,如果赶上严打年份,会被枪毙!

一个男孩子被校长请上了台,校长开始宣布这个男孩子的罪行:偷自行车,偷老师的钱包,和高年级学生一起勒索低年级学生,胁迫低年级学生去偷家长的钱,打群架,用自行车锁链把第一小学的一个六年级男生打伤,给高年级女生写情书……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孩子,却仿佛已经罪不可赦,可以直接送入监狱,进行劳动改造了,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,全都盯着他,可是,让我凝神观看的不是这一系列的罪行,而是台上那个男孩子的神情。

他的个子比同龄人高,因为高就显得瘦,蓝色的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,理着小平头,因为头发太硬,根根都直立着,一眼看过去,像一只刺猬。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,低着头好像在认错,但是偶尔一个抬头间,却是唇角带笑的。

难道他没有看到大家的各种目光吗?难道他不觉得丢人吗?这可是在全校人面前呀!我怎么想都不能理解。

散会后,周围的女生在窃窃私语,我跟在她们身后,听明白了几分这个男孩的来龙去脉。他和我们同级,不过因为二年级留过级,所以年龄比我们都大。听说他是家里的老小,他父母四十多岁才有的他,他有四个大他很多的姐姐,据说家里很有钱,他的运动鞋是耐克的,他手腕上的表是斯沃琪的,都是他姐夫从国外带回来的。

80年代末90年代初,外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,什么东西是什么牌子,这个牌子所代表的意义我听不懂,我只是很疑惑地想,既然有钱干吗去偷东西,去勒索别人的钱?

他的行为、他的神情,对我而言都像个谜。困惑不解中,我记住了这个坏学生的名字——张骏,不过,我相信,那一天记住他的不只我一个。

四年级的时候,重新分班了,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:第一件,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仍是赵老师;第二件,她不但是数学老师,而且兼班主任。

张骏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,但我们俩几乎没说过话,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,比如,我和他常常轮流拿全班倒数第一;上课的时候,我们都不听讲,他总是在睡觉,而我总是在发呆,所以我们俩常常被赵老师的粉笔头砸。

但是,他更多的地方是和我不同的。他虽然成绩差,可班里的男生都和他一起玩,甚至所有成绩不好的男生都很听他的话,女生也不讨厌他,因为他常常请她们吃雪糕、喝冷饮,他讲的笑话,能让她们笑得前仰后合。上课时,他总在睡觉,可只要下课铃声一响,他就精神抖擞,和大家一起冲到操场上,踢足球、打篮球,而我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,躲起来看书,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跳皮筋的女生、踢足球的男生。

家里的孤单寂寞,我已经习惯,反正我可以看书,书里面有无数的精彩;妹妹娇气、爱打小报告,我可以躲着她,凡事都“姐姐让妹妹”;赵老师对我不满,毕竟只是数学课上两三分钟的折磨,我已经可以面无表情地忍受。

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,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平静。可是,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。在你绝望时,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,惹得你不能死心;在你平静时,又会冷不丁地颠你一下,让你不能太顺心。

一个夏日的下午,课间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,不需要做值日的同学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,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,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。

自由活动时间结束,同学们返回来上自习时,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,她很委屈地说,这支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她买的,下课前她还用过,现在却不见了。赵老师认为此事情节严重,一定要严肃处理,开始一个个同学地询问,课间活动的时候,都有谁在教室。

最有嫌疑的张骏下课铃一响,就和一群男生冲出了教室,一直在操场上踢足球,有无数人可以作证。赵老师询问他时,他大大咧咧地直接把书包抽出来放在桌子上,对赵老师说:“你可以搜查。”在他的坦然自信下,赵老师立即排除了他的嫌疑。

最后,在教室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的情况下,赵老师一口把我点了出来,要求我交出钢笔,只要交出来,这一次可以先原谅我!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当时,我站在靠着窗户的位置上,阳光那么灿烂地照着我,我却全身发冷。

赵老师在讲台上义正词严地批评着我,全班三十多个同学的眼睛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,每一双眼睛都如利剑,刺得我生疼。

我强忍着泪水说:“赵老师,我没有……没有拿她的钢笔。”

可是赵老师不相信,在她心中,留在教室的几个学生,只有我是坏学生,也只有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坏事,我这么个坏学生,课间活动的时候不出去野和疯,却留在教室里,说自己在看书,本来就匪夷所思、不合情理。

她一遍遍斥责着我,命我交出偷的赃物,而我一遍遍申辩我没有偷。

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恼羞成怒,喝令我站到讲台上,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开始从头到脚地搜我的身,我只觉得屈辱不堪,一边掉眼泪,一边任由她在我身上翻来摸去。

全班同学都静悄悄地看着讲台上的我,眼睛里面有看一场好戏的残忍,他们期待着赃物缴获那一刻的兴奋。赵老师把我推来搡去,我在泪眼模糊中,看到教室最后面一双异样沉静的眼眸,没有其他人隐含的兴奋期待,冷漠中似有若有若无的同情,轻蔑下好像有一点点怜悯。

赵老师搜了我的身后,又搜了我的课桌和书包,都没有发现钢笔,尴尬下,对我的斥骂声越来越大。

搜不到赃物,她无法对我定罪,却仍对我恶狠狠地警告:“不要以为这次没有抓住你,你就可以蒙混过关,你就是个小偷!是个‘三只手’!”

我当时只感觉全身一会儿冷,一会儿热,好像“小偷”那两个字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到了我的额头上。事实也证明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两个字的确刻到了我的额头上。

赵老师把我偷东西还狡辩不承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各个老师,同学们也一致认定是我偷了东西,他们在后面提起我时,不再叫我的名字,都叫我“三只手”,有的女生甚至会刻意在我面前,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出那三个字,我只能屈辱地深深低下头,沉默地快速走开,她们在我身后夸张地大笑。

男生没有女生那么刻薄,不会叫我“三只手”,可是,当他们听到有人叫“三只手”时,齐刷刷看向我的视线不啻一把把锋利的刀剑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一听到这三个字,就恨不得自己能立即死掉,立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
清晨起床的时候,我甚至会恐惧,我害怕老师、害怕同学。上学,对我而言,成了最恐怖的事情。

谁说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?你见过小孩子残忍地虐杀小动物吗?他们能把小鸟活活玩死。人的本性中隐含兽性,孩子的世界其实充满残忍。

在发生偷钢笔事件的一个月后,赵老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身与心的彻底践踏和羞辱。

当时,全班正在上下午自习,同学们都在低头做作业,赵老师在讲台上批改昨天的作业,改着改着,她突然叫我名字:“罗琦琦!”

我胆战心惊地站起来,想着是不是自己的作业全错了,可没想到她冷笑着说:“日头打西边出来了,你的作业竟然没有一道做错!”

我的成绩不好,可那一天,不知道为什么数学作业竟全部做对了。在我想来,做对作业总是一件好事情,赵老师即使不表扬我,至少也不该再骂我,我的心放下了一点,低着头静站着。

她问:“你抄了谁的作业?”

我惊愕地抬头,愣了一会儿,才回答:“我没有抄作业。”

赵老师又问了我两三遍,我都说“没有”,她不耐烦起来,叫我上讲台。

我走到距离她一米远的地方,就畏惧地停住,脚再也挪不动,她一把抓住我,把我揪到她面前,手指头点着我的作业本,厉声质问:“这道题你能做对?这道题你能做对?如果你能做对这些题,那母猪都可以上树了。”

几个男生没忍住笑出了声音,我的脸刹那间变得滚烫,羞愤交加,第一次大声地叫了出来:“就是我自己做对的!”

在赵老师心中,我向来是沉默寡言、逆来顺受的,她被我的大吼惊得呆住,我也被自己吓了一跳。

一瞬后,赵老师反应过来,被激出了更大的怒火,她手握成拳,一下又一下地推搡着我的肩膀:“你再说一遍!你有胆子再说一遍?是你自己做的?学习不好也没什么,那只是人的智力有问题,可你竟然连品德都有问题,又偷东西,又撒谎,满肚子坏水。”

在她的推搡下,我的身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,等快要超出她胳膊的长度时,她又很顺手地把我拽回去,开始新一轮的推搡:“你再说一遍!你有胆子再说一遍?不是你抄的……”

我沉默地忍受着,任由她不停地辱骂,我就如孩子手中的雏鸟,根本无力对抗命运加于身上的折磨,只能随着她的推搡,小小的身躯歪歪又斜斜。

讲台下面是无数颗仰起的黑脑袋,各种各样的目光凝聚在我的身上,有害怕、有冷漠、有鄙夷、有同情……突然之间,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我受够了,我彻彻底底地受够了!我迎着赵老师的视线,很大声地说:“我没有抄作业!我没有抄作业!”

赵老师呆住。

我竟然在全班同学面前挑战她的权威,她本就是个脾气暴躁的女人,此时气急败坏下,顺手拿起我的作业本就扇向我的脸,另一只手还在推我:“我教过那么多学生,还没见过你这么坏的学生!这些作业不是你抄的,我的‘赵’字给你倒着写……”

我被她推着步步后退,直到紧贴着黑板,而她竟然就追着我打了过来。整个世界都在震荡,我只看见白花花的作业本扇过来、扇过去,而我紧贴着黑板再无退路,可我仍一遍又一遍地嚷:“就是没有抄!就是没有抄!就是没有抄……”

我的声音越来越大,已经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尖叫。

最后,我的作业本被打碎了,纸张散落开,在讲台上飘了一地。赵老师没有了殴打的工具,不得不停下来,我仍倔强地盯着赵老师,一遍又一遍地吼叫:“我就是没有抄!就是没有抄……”

我当时的想法很疯狂,你打呀!你除了仗着你是老师可以打我,你还能做什么?你要是有胆子,今天就最好能把我打死在这里!

我不知道赵老师是否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疯狂,反正她停止了攻击。在讲台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,赵老师恶狠狠地说:“你这样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教了!我会给你父母打电话!”

很奇怪的感觉,虽然她的表情和以往一样严厉,可我就是感觉出了她的色厉内荏,那一刻,我一直以来对她的畏惧竟然点滴无存,有的只是不屑,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,冷哼了一声:“请便!赵老师知道我爸爸的电话吗?不知道可以问我!”说完,没等她说话,就走下了讲台,走回自己的座位,开始乒乒乓乓地收拾东西,收拾好书包后,往肩上一背,大摇大摆地离开教室。

同学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,这一次,我没有像以前一样低下头,躲开他们的目光,而是一边走,一边一个个目光冷冷地盯回去。看呀!你们不是很喜欢看吗?那我就让你们看个清楚、看个够!同学们看到我的视线扫向他们时,纷纷躲避,张骏却没有回避我的视线,他斜斜地倚坐在椅子上,悠闲地转动着手中的钢笔,目光沉静地看着我,嘴角似弯非弯。

我走出教室时,毅然无畏,可等真的逃出那个给了我无数羞辱的学校时,我却茫然了。大人们在上班,小孩们在上学,街道上很冷清,我能去哪里呢?

我背着书包,悲伤却迷茫地走着,经过几个游戏房。我知道那里是被老师和父母严令禁止的地方,里面聚集的人是父母眼中的“小混混儿”、老师口中的“地痞”、同学口中的“黑社会”,以前,我都会避开,但是今天,我的胆子似乎无穷大,我想去见识一下。

我挑了一家最大的游戏机房走进去,房间里充斥着浓重的烟味,很多男生趴在游戏机前,打得热火朝天,从年龄上判断大概从初中生到高中生,还有极个别的小学生。他们都很专注,看到我一个女生走进游戏机房,虽然很奇怪,可也不过是抬头看一眼,就又专心于自己的游戏。

一瞬间,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,因为在这里,没有人用各种目光来看我。

十几年前的电子游戏还比较单一,不外乎打飞机、闯迷宫、杀怪物等简单的人机游戏,我站在一边看了半天,都不明白男生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拿着把机枪跳上跳下地杀人,觉得很无聊,又听到院子里有人欢呼,我就顺着声音从侧门走了出去。

空旷的院子里摆放着两张台球桌。一张台球桌前挤满了人,围观的人都情绪紧张激动,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赌博。另外一张前只有两个打球的人和一个看球的人。

为了招揽生意,别家的台球桌都放在店门口,这家的台球桌却藏在店里面,我当时也没多想,站到那张人少的台球桌边看了起来。其中一个打球的人俯下身子,撑杆瞄准球心时,笑对旁边看球的人说:“生意真好,连小学生都背着书包来光顾了。”

另外一个刚打过一杆的人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人,上下看了我一眼,说:“小妹妹,已经到放学时间,该回家了,不然老爸老妈就会发现你逃学了。”

他的个子挺高,看不出年纪,虽然油嘴滑舌,但神色不轻浮。我那天也是吃了炸药,不管人家好意歹意,反正出口就是呛人的话:“谁是你的妹妹?你如果是近视眼,就去配一副眼镜。”

三个人都扭头盯向我,另一个打球的刚想说话,他却耸了耸肩膀,对同伴说:“别跟小朋友认真呀!”弯下身子继续去打球了,快速地架手、试杆、瞄准、出杆,一个漂亮的底袋进球。他直起身子,把球杆架在肩膀上,一边寻找着下一个落杆点,一边笑睨着我,似乎在问:“这是近视眼能做到的吗?”

站在台球桌边看球的男子二十多岁的样子,他弯下身子去拿放在地上的啤酒,我看到他身上的刺青突然间觉得不安起来,忙一声不吭地转身向外走。

我本来以为赵老师会向父母恶狠狠告一状,父母会好好修理我一顿,可是回到家后,父亲只是把那天的作业题拿给我,让我重新做一遍,他看着我做完后,没说什么就让我去吃饭了。吃完饭后,他们两个在卧室里窃窃私语了很久,估计在讨论如何处理我。

晚上临睡前,母亲柔声说:“不管事情起因如何,你当面顶撞老师是不对的,明天去学校时,和赵老师道个歉,还有,这支钢笔是你爸爸去北京的时候买的,现在送给你,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和爸爸妈妈说。”

我知道赵老师把上次我偷钢笔的事件也告诉了父母,可母亲不知道是顾及我的自尊还是什么,竟然一字不问,我也懒得多说,拉过被子就躺下了,母亲还想再说几句,妹妹在卫生间里大叫“妈妈”,母亲立即起身,把钢笔放在书桌上,匆匆走了出去。

我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笑声,用被子蒙住了头,白天被赵老师辱骂痛打时都没有掉眼泪,可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,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。如果外公在,他会不会很心疼我,会不会很肯定地告诉赵老师“琦琦绝不会偷人家东西”,我是不是可以在他怀里哭泣?

3我变成了一只四眼熊猫

讨厌那个老师,所以不学他的课,成绩差了,这究竟报复到了谁?

孩子的反抗在大人眼中也许是可笑而幼稚的,可那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方法,悲壮得义无反顾。

虽然妈妈叮嘱我要去给赵老师道歉,可是我没有去,我对这个恶毒的老巫婆没有任何歉意。

经历了抄作业的正面反抗事件,我对她的极度畏惧全部转化为了极度讨厌,上她的课我开始公然趴在桌子上睡觉,或者看小说。她如果用粉笔头丢我,我就高高抬起头,恶狠狠地瞪着她,你不是要我听课吗?那我现在就“全神贯注”地听。作业也不再自己做了,她既然认为我抄袭,那我也不能白担了虚名,索性再不做数学作业,所有的作业都是抄的。

也许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,软的怕硬的,硬的怕横的,横的怕不要命的。我当时人虽小,可对赵老师的恨绝不小,又是一副豁出去不要命的样子,渐渐地,她开始不再管我。

说来可笑又可悲的是,我第一次真想抄作业时,竟然借不到作业去抄,在这个班级里,我没有一个朋友,我所能借作业的人就是我的前后左右,可他们全都不肯给我看,正当我在心里冷笑赵老师高看了我时,张骏大摇大摆地走过来,一声不吭地把他的作业扔到我的桌上。

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,盯着他的作业发呆,他看我没动作,以为我不想抄他的作业,没好气地说:“我抄的是陈劲的作业。”陈劲是我们班的天才儿童,数学从来都是满分,闭着眼睛考试,都能甩开第二名老远。

我立即翻开作业抄了起来,不知道为什么,心里很感激,可就是说不出来一声“谢谢”,只是头埋在作业本上,小声说:“你做的,我也会抄。”

他哼的一声冷笑,也不知道究竟在冷嘲什么。

我以为他已经走远了,可很久后,他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脑袋顶上响起:“有你这么抄作业的吗?拜托!你能不能稍微改动加工一下?”我立即手忙脚乱地涂涂改改,等我改好后,抬起头想问他可不可以时,身边却早已经空无一人。

随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,中国的南大门打开,神州大地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香港与台湾的流行文化,先于它们的资金和技术影响着大陆。

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曾迷恋过《楚留香》,郑少秋演绎的楚香帅成为倜傥潇洒的代名词;万人争睹《射雕英雄传》,翁美玲几乎成为所有80年代人的蓉儿;因为《上海滩》,很多女生对黑道的定义是周润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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